耕漠同志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从30年代起，他与徐雪寒、庄启东、薛暮桥、姜君辰、孙冶方、顾准等一批向往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经济学家活跃在上海文化界，活跃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抗日战争阶段，他和他的同志赶赴敌后抗日根据地承担起财政经济管理领导工作；在随后的战争岁月，他们参与部队后勤供给保障和地方政权及物资接管领导工作；步入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一面投身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财经管理，一面接管、恢复、建立经济科学研究机构，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流砥柱。经过数十年长期不懈的努力，他们积淀了厚重的经济管理与研究经验，构成了国家民族的学科流派，塑造出巍然的大家风范。
他既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开创参与者和高层管理者。骆老的经济思维脉络及其演进轨迹反映着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
他的经济思想的主线是人类社会分工生产交换关系的性质及其变化。他根据中国国情，探索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推进的政治经济学与国民经济管理学，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中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拓展与深化。在当代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史上，他和他的同志群体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涉及的领域广、探讨深，互相紧密地联系又不断地协同促进。他的理论传承作用，展现出了勃勃生机与持续活力。
一、 国民经济管理，从批判到创新、探索
（一）抗日救亡时期与战争年代，在上海，他在产业行业层面就纺织工业、煤矿采掘业、城市人力车服务业、农业及农产品流通和农村金融业等行业的现实经济问题，展开政治经济分析，透过事物现象揭示社会本质。其间，他在宏观微观层面就财政金融、国际贸易以及水利经济合作经济等专题进行国民经济管理分析，揭露经济运行中的官僚腐败与殖民地深化。
在江苏北部盐城、阜宁地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他结合财政经济运作，为抗击日伪的金融侵略，为解决辅币困难和调节社会金融，开展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发行和保卫，实施对伪币（中储票）的禁用与抵制及对法币的限用与支持等举措，撰文总结自1941年至1943年两年来的货币斗争和货币政策以及区域间各协同配合诸问题。在华东战略区，以数千万野战军和民夫集中在物资非常分散的农村且又高速度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战略背景下，军民如何解决战时后勤供给问题，提到战略决策层的议事议程。1947年，他专文探讨如何解决战时部队的油盐菜供给问题，包括运输、财力、干部、基层组织、交易方式、军民供应合作社等。
1948年，耕漠同志以发展、群众、战争、统一和合作的观点阐述新区初期的部队供给工作的特点以及基本任务，文稿印发华东野战部队供后勤系统作为业务研究参阅。
（二）进入经济恢复与建设时期，参与国民经济管理决策的战略转型：和平与建设；市场与计划；向东方国家借鉴。
华东地区的山东和苏北战事结束并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得以安心恢复生产。1949年华东江南广大地区大中小城市和庞大的官僚资本企业陆续被接管。同时面对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与武装破坏，面对自然灾害，面对金融物价的连续波动，特别是已经连续12年未得以稳定的物价局面，国家诞生初期各类任务繁重且困难重重。
经过一年的努力，华东地区在财经建设方面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配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的管理，争取财政平衡和稳定金融物价。这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起点。其二，遵照中央指示，随即开始工商业的调整，使多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三是大兴水利和积极恢复农业生产。耕漠同志撰文回顾了1949年至1950年的华东情况，历数了各类困难，总结华东区财政经济建设成就。
从战争状态转换为恢复经济和平建设模式，是一个战略转变过程。而管理体制问题则涉及从根据地财经模式和大规模运动作战后勤供给模式向规范化计划经济的模式转变。其间各个方面需要调整、探索和完善。在体制上，中央、大区和省三个层次决策管理、计划管理，属于新生事物。根据大区、省两级财经部门计划工作的特点与程序阶段，他于1950年底作了探索阐述。
1952年底、1953年初，他根据三年来在华东所接触到的短期计划管理模式和即将摆到议事日程的中长期规划要求，探讨如何根据苏联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选择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正确地把握发展速度，合理地分布和安排经济建设，在建设资金上开源节流，推进国民经济规划管理。
二、 探索创新：国民经济规划管理与体制机制，以及自然资源禀赋保护与生态平衡。
（一）参与国家战略方针、规划和国家成本物价计划管理的创立与探索。
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规划是政府管理经济建设的重要方式。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国家历史性战略工程。从成本物价计划管理角度参与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有大量的工作等待开展。在此期间，耕漠同志就增产节约的动力、经济核算、价值规律、社会主义价值规律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论述。
(二)关注经济体制的调整改革、经济调节机制问题。
关于经济调节，骆老作为重要内容阐述的，是其体系及机制问题。他认为：改革之前的经济调节体系，从市场机制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盲目自发的，自发性市场调节；二是利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通过计划价格的规定，起着与计划因素相渗透作用的调节。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调节”必须和必然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必须和必然是以社会（市场）供需为根据并利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人们所谓“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简言之就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遵循有计划的市场调节原则，并采取非单一的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关系来实现它。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起消极作用的自发性市场调节，过去加以排斥是必要的；如今若一时给予其合法地位则属于经济社会转制转型需要。
（三）半个世纪前，骆老提出维护自然资源禀赋、提高环境质量与保持生态平衡是国家建设基础性的战略问题，是重要国策之一，是国民经济任何时期都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他提示人们在摸索经济运行规律与追求经济效益和完成中短期任务目标的同时，要更加注意平衡关系，注意对原始森林的资源维护，注意对河湖水域污染的防治，注意对于大自然和环境保护问题。1934年，他的《水旱灾的“交响曲”》则更早地关注和批评经济社会的政策技术解析，指出精英将水灾归咎于山洪，旱灾则诿罪于骄阳；农民只能祈求老天的仁慈！
三、前瞻性学术探索
骆老前瞻性的学术探索，包括商品、价值的分析争论与社会主义非商品论探讨，和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探讨。
骆老学术思想和理论造诣上的境界和层次，令人向往。同时，他为人诚信、坦荡、平易、谦和，从不居高自傲；对待青年人他总是不惮其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耕漠同志是经济学界与国民经济管理领域的一代师表，他的道德情操和学术风范是后人的学习榜样与行为楷模。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 )
